夹缝中的总督：
曾国藩的困境与破局
鞠海《夹缝中的总督》作者，新锐文史作家
曾国藩，这位晚清重要人物，被视作清朝的“挽救者”，更成为了后世人眼中“立功、立德、立言”三不朽的典范。他身处内忧外患的晚清乱世，一手创立湘军镇压太平天国，却始终游走在皇权猜忌与现实困境之中，数次身陷生死局，又凭自身意志与处世智慧突破重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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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鞠海 著
出版社：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馆藏地：北京城市图书馆社会科学图书借阅、首都图书馆A座一层康复文献阅览室、首都图书馆B座四层历史、地理文献、首都图书馆B座二层新书刊
索书号：K827=52 /1339
晚清乱世的多重标签
曾国藩为湖南人，字伯涵，号涤生，是晚清名臣、战略家、理学家、文学家，也是湘军的创立者与统帅。他的一生与中国近代史关键节点紧密交织——27岁中进士选庶吉士，入翰林院任检讨，踏上清代文人眼中前途光明的官场之路；29岁时鸦片战争爆发，中国近代史大幕拉开；40岁遇太平天国运动爆发，成为其人生最重要转折点；49岁经历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第二次鸦片战争；59岁受命审理刺马案，接任两江总督；61岁逝世，同年轮船招商局成立，其生平始终与时代变局相伴。
曾国藩
在曾国藩的诸多标签中，最核心的两个皆与太平天国运动紧密相关。其一，他是太平天国运动的镇压者，这场被称为中国农民起义最高峰的运动，最终在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围剿下宣告失败，有人因此称其为“曾剃头”“刽子手”；其二，他是儒家名教的捍卫者，发表檄文抨击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“灭文化、灭种”，以中华文化捍卫者的身份集结力量，这一身份也让他在后世获得诸多正面评价。
太平天国运动
身居夹缝的困境
就是这样一位挽救大清的功臣，却深陷被重用却不被信任、没有资源却被要求做成事的“夹缝”之中。这种困境，如同在朝堂与战场的双重博弈中，被架在皇权猜忌、体制束缚与战略分歧的十字关口。
▌建立了经制外的湘军
清代的正规军为经制兵，即八旗军与绿营军，八旗军是清朝打天下的根基，却在入关后迅速腐化，且人数稀少难以统治全国；绿营军承接明朝军队，在清早期立下汗马功劳，到中后期却战斗力大幅下滑，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导致清军屡战屡败。
在此背景下，曾国藩在体制之外创立湘军，以募兵制层层招募，形成“兵为将有”格局，将领与士兵彼此熟悉，指挥如“指臂相连”；同时湘军兵饷远高于绿营，士兵作战更卖力，再加上曾国藩注重儒家保家卫国的政治教育，让湘军成为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队伍。
然而，曾国藩以一介在籍侍郎的虚衔，一声号召便拉起万人大军，连国家正规军都无法战胜的太平军，竟被湘军接连击败，咸丰皇帝身边的军机大臣一句“恐非国家之福”，道尽了满清皇权对汉人大臣掌兵的深层忌惮。皇帝虽需湘军镇压太平天国，却始终对曾国藩心存戒备，甚至收回了原本要授予他的湖北巡抚实权，不让其掌握地方实职，杜绝其军权与政权结合的可能。
▌君臣气质不同
曾国藩四十多岁执掌湘军时，咸丰皇帝年仅二十多岁，二人学识、阅历相差甚远，对事物的认知截然不同，而曾国藩的“刚直”与“坚持己见”，更让皇帝觉得他是“刺儿头”。
咸丰皇帝刚继位时，曾下诏让大臣提意见，曾国藩直言不讳，呈上《咸丰初年上皇帝三策》，严厉指出皇帝的诸多问题，令皇帝震怒，埋下嫌隙。而在湘军练兵与出兵问题上，曾国藩的“稳”与皇帝的“急”更是针锋相对：清军与太平军交战节节败退，皇帝屡次催促曾国藩出兵，曾国藩却坚持“兵练不好、炮船不备不出兵”，皇帝让其出兵湖北，他以水军未练成为由拒绝；让其驰援安徽，他仍以准备不足为由拖延。他屡次拒绝皇帝的出兵诏令，令君臣矛盾持续加深。
▌君臣平叛的战略分歧
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核心战略上，皇帝主张“先除根本，再剪枝叶”，曾国藩则坚持“先剪枝叶，再除根本”，这种分歧让双方在军事部署上始终难以步调一致。
皇帝眼中，太平天国的“根本”在其首都天京，因此急调重兵组建江南大营、江北大营，直逼天京，试图一举端掉太平天国的老巢，急于求成的心态让其无视太平军的实际实力。而曾国藩认为，天京根基深厚，难以一蹴而就，太平天国凭借长江流域形成完整的补给与兵力输送体系，是天京的“枝叶”，唯有先拿下这些重镇，斩断天京的补给，才能让其成为孤城。
曾国藩的战略，是借鉴古代历史的“自西向东”步步为营，先取武昌、再攻九江、后克安庆，最终合围天京。但年轻的咸丰皇帝无法理解这种“慢功夫”，对曾国藩的战略始终持怀疑态度，君臣战略的分歧，让曾国藩在带兵打仗时屡屡受到掣肘，陷入“君命难违，却又不能违心作战”的两难。
这三大困境交织，让曾国藩陷入了自己所言的“客寄虚悬”状态：无地方实职，如同外来的客人，带兵转战湖北、江西、安徽等地，却无法调动当地资源，军饷、粮草皆成难题，空有精兵却难施拳脚，甚至一度陷入死亡危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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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杀与心态转变
在“客寄虚悬”的困境中，曾国藩一生历经不少于五次生死局，其中前三次直接与自杀相关，背后是乱世社会心理与个人压力的双重作用，也折射出他对生死困境的心态转变。
▌第一次自杀——靖港兵败
44岁的曾国藩刚练出湘军，便遇上太平军西征，湘军先在岳州战败，退保长沙，曾国藩本计划兵分两路进攻湘潭，却因探子谎报靖港太平军兵力薄弱，临时改变计划进攻靖港，结果陷入太平军的埋伏，水师惨败，陆军溃逃，曾国藩亲自持剑阻拦，却挡不住士兵纷纷败退，辛苦打造的湘军一朝溃败。
绝望之下，曾国藩跳入河中欲自裁，所幸被身边幕僚及时救起。他的这次自杀，既有个人的心理崩溃，也有深刻的社会背景：晚清之际，大将兵败自杀是常态，鸦片战争中关天培战死、太平天国运动中守城官员殉城，这种“舍身取义、杀身成仁”的传统观念深入人心，且清朝法律规定，守土之臣兵败临阵脱逃会被治罪，不少将领选择殉国以避责罚。而曾国藩自身，还怀着对母不孝、对己不明、对上不忠的三重愧疚，多重压力让他走向极端。
最终，塔齐布在湘潭的捷报驱散了曾国藩的自杀念头，也让他看到了湘军的希望。
靖港之战的自杀情景
▌第二次自杀——九江惨败
靖港之战后不久，曾国藩在九江遭遇太平军名将石达开，石达开夜袭湘军大营，不仅大败湘军，还掳走了曾国藩的指挥舰。曾国藩再度绝望跳河，被救起后仍欲骑马冲入敌阵自杀，最终被手下死死拦住。
相较于第一次的被逼无奈，这次自杀颇有“作秀”嫌疑。屡战屡败让曾国藩颜面尽失，自杀的举动既是发泄内心的愤怒与绝望，也是为自己的败绩找“台阶”，而手下的极力阻拦，也让他得以顺坡下驴，放弃自杀。此次战败后，湘军接连受挫，曾国藩的人生跌至谷底，但他却未再轻言自杀，心态已悄然发生变化。
九江惨败的自杀情景
▌第三次自杀——祁门被围
50岁时，曾国藩率军驻守安徽祁门，被太平军团团围困，太平军一度离其大营仅十几里，曾国藩身陷绝境，在帐中悬起利剑，写下遗嘱，随时准备自裁，却始终未迈出自杀的那一步。
这一次的转变，源于曾国藩“五十而知天命”的生死观。他历经多年世事，逐渐形成“事之成败，人之荣辱，皆有天命”的观念，认为生死早有安排，无需刻意强求。彼时，曾国藩以孔子“不逆诈，不亿不信”劝诫同样动了自杀之念的胡林翼，实则也是一种自我勉励。世事艰危，却不能独善其身，唯有扛起责任，尽人事而听天命。
兵困祁门的自杀情景
破局之道
曾国藩最终能突破重重困境，平定太平天国，成为晚清中兴名臣，靠的是后天的坚守与自我要求。梁启超在《曾文正公嘉言钞》中精准概括了他的成功之道，核心便是以志立身、以质成事、以天命观安身。
曾国藩的人生起点，是立下“做圣人”的远大志向。他以“我不为圣人，便为禽兽”自勉，以儒家对圣人的严苛要求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。这份志向，让他拥有了超越常人的毅力，面对朝堂的猜忌、战场的惨败、处境的艰难，始终“历艰难险阻而不屈”。他不贪近效，只求铢积寸累，在高压之下仍坚持自己的战略节奏，一步一个脚印推进。
为了实现这个志向，曾国藩始终以虚、勤、刚、恒、诚五种品质要求自己，其中“勤”字是他一生的行事准则。他凌晨四点起床批阅文件，早上六点与幕僚同吃早餐、商讨事务，白天接待宾客、批改公文、巡查军营，晚上读书诵书至深夜，日日如此，从不懈怠。他的“勤”不仅要求自己，也影响着身边人。他要求学生李鸿章必须早起一同吃早餐，甚至直言“李鸿章不来，众人不食”，最终让他养成早起的习惯，受益终身。正是这份极致的勤奋，让曾国藩在练兵、作战、治事上事事躬亲，让湘军成为一支纪律严明、战斗力强的队伍，也让自身在官场与战场中逐渐积累起实力与声望。
此外，他还秉持“尽人事而知天命”的天命观，认为事情的成败、人的生死荣辱，皆有天命安排，非人力所能强求。这并不是消极认命，而是在接受天命的基础上，竭尽所能做好自己该做的事。他的核心处世箴言“物来顺应，未来不迎，当时不杂，既过不恋”，让他在面对已经发生的事情能坦然接受，对于尚未发生的事情不提前焦虑，专注当下正在做的事，且能够放得下过去的成败得失，不纠结、不后悔。这十六字箴言，让他在皇权的猜忌中不卑不亢，在战场的惨败中不至沉沦，在身处夹缝时始终聚焦当下，做好每一件事，最终以人事的努力，突破了天命的桎梏。
道理人人皆知，践行却难。曾国藩的一生，是身处晚清夹缝中的挣扎与突围，他以坚定的志向、极致的自律与通透的处世智慧，在乱世中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。他的困境，是封建王朝央地矛盾、满汉矛盾、君臣矛盾的集中体现；他的破局，是中国传统文人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极致实践。读懂曾国藩，不仅能读懂一段晚清历史，更能从他的身上看到一个人在困境中坚守与突破自我的方法和答案。
讲座现场
本期内容来源于京城博谈·大家领读系列“夹缝中的总督：曾国藩的困境与突围”讲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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